1894–1895年,Ernest Amory Codman 和 Harvey Cushing 还是哈佛医学生,在麻省总医院施行乙醚麻醉时开始记录麻醉过程:把脉搏和呼吸按手术的分钟逐格画出,旁边写下用药与事件。
中文阅读 · 英文原文:1894: Cushing and Codman Put Anesthesia on the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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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起点不是一个关于赌约的故事,而是一批纸质记录。
2018年的档案研究报告,作者所考察的档案集合中有Codman的44份记录和Cushing的66份记录。其中四份复制在论文的补充材料中。[1–2]
在波士顿早期医学训练期间,Harvey Cushing和Ernest Amory Codman开始留下麻醉记录。本文聚焦1894–1895年,不为一种要过很久才成为常规的做法指定某一个发明日。[1,3]
存留的纸页能说明什么
这批档案无法提供一个简单的“开始记录前后”对比,来估计记录挽救了多少生命。保存情况、缺失的填写和可辨认程度,都决定了后来能复原出什么。对一种做法重要性的历史评价,与把其临床效果单独分离出来的比较研究,并不是一回事。[1,3]
一张预先提出问题的表格
Codman的两张官方补充图,展示的是在同一种表格反面记录的不同病例。它们不是同一位患者卡片的正反两面。[2]
印好的栏位询问手术和外科医师、吸入用锥罩何时放上和移去、麻醉药用量、此前用药、黏液以及心脏情况。栏位下方,分开的脉搏和呼吸刻度对着一列列重复的分钟格。一张示例的绘图曲线较短、注释稀少;另一张则在格子上写满了更多文字。[2]

印好的栏位为信息留出了位置,却不能保证有人填写。在尝试辨认每一个缩写之前,这一区别就已清晰可见。表格的框架始终可以辨认,而存留下来的细节多少,则因示例而异。
因此,有用的历史问题不只是这些表格像不像我们今天的表格,而是它们让读者能够看出哪些关系。一次处理、一项记录下来的观察和一个事件,可以在时间上占据相邻的位置。这种排列邀请人去比较,尽管纸面上的相邻并不能确立因果。

现代结构示意:Codman的手术记录卡与Cushing改用的病房表。文件夹与纸页轮廓是现代编辑图标,不是原件形制、摹本或虚构的患者记录。这一区分依据论文的说明及其复制的四张示例。[1–2]
写到印刷框格之外
Cushing的两张复制示例,顶部留有月份日期和病程日期的位置。小小的M和E标记把格子分成早晨和晚上。然而,手写的时间、绘出的观察和挤在一起的注释,已经把这张病房式表格转向另一项任务:跟踪一位患者经历一场手术的过程。[2]
Cushing的示例保留了体温、脉搏和呼吸的标题,但手写内容沿着纸边、穿过格子,写进了原本按每日观察节奏安排的空间。[2]
读者必须把表格印刷上的容量与它实际写下的内容分开。一个体温标题并不证明存在完整的体温序列。一个空栏本身,也不能证明当时没有观察或处理。有些笔迹比另一些清楚,存留的纸页无法回答我们带来的每一个问题。
官方复制件遮住了患者姓名。[2]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可读之处。曲线保存了记录下来的变化;注释可以保存事件,或记录者的解释。两者都不是对现场的完整记述。它们的价值部分在于,让后来的读者能够在不同类型的信息之间来回对照,而不是只依赖一个事后的判断——麻醉顺利或不顺利。

编辑性的读表提示,不是临床决策流程。放大镜、沙漏和写字板是通用的现代图标,不是当年器具的证据。事件注释与曲线应放在一起阅读,但仅凭时间先后并不能确定原因。[2]
起源故事不是全部证据
人们熟悉的晚餐赌约故事来自后来的回忆。Sundararaman和Desai把它与另一种叙述并列:Harrington指示Codman开始记录。两种叙述都不能确定一个发明时刻。[1]
Kim的历史论述同样把早期记录表与后来在实践中确立监测的努力区分开来。不同的回顾性叙述对MGH何时出现常规记录说法不一。Kim 依据 Beecher,把该院开始保存麻醉记录定在1915年。[1,3]
这些纸质文物并不需要一个完美落定的轶事才值得关注。它们保存了关于写什么、写在哪里,以及后来的读者可能如何把它们联系起来的种种决定。
不要把血压往前挪
Cushing于1901年在意大利接触Riva-Rocci的装置,属于后来的发展,不应被插入更早的记录场景。四张早期示例中的脉搏频率曲线,不是血压曲线。[2–4]
耶鲁Cushing中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觉提醒。它的“医学创新”(Medical Innovations)展柜讨论了早期记录表,但左上角展示的那张纸页印着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属于更晚的时期。博物馆的说明文字可以涵盖一段漫长的历史;摆在旁边的物件,并不自动就是最早年代的例证。[4]

1894–1895年的记录实践与1901年的那次接触,是两个分开的历史层次。这并不宣称此前无人测量血压,也不把后来的表格当作MGH的原始记录。[2–4]
这些记录并不是能够自行起作用的安全保障。它们较小而实在的成就,是把观察与时间联系起来留下,旁边还留有记下事件的空间。这让一次麻醉可以被再次阅读,包括去追问最初的记录者没有解决的问题。
来源与阅读范围
已读:Sundararaman 与 Desai 2018年研究的作者公开预发表版本,连同官方补充材料中的四张记录图像;Kim 2006年文章的第1节和第5节;耶鲁 Cushing 中心“发现抽屉”(Discovery Drawers)的相关文字和展柜照片。
未涉及:110份记录的完整档案;两种起源叙述背后的历史信件;Kim 文章的其余部分。Kim 把乙醚记录表的起始年定为1895年。耶鲁展柜左上角的纸页是后来 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 的表格,不是1894年麻省总医院的原件。
- Sundararaman LV, Desai SP. The Anesthesia Records of Harvey Cushing and Ernest Codman. Anesth Analg. 2018;126(1):322–329. PMID 29099433; DOI;作者公开发布的预发表版本。
- Official supplements to the same paper: Figure 1, Figure 1a, Figure 2, Figure 2a. 两张Codman示例和两张Cushing示例。
- Kim OJ. Experimental Sciences in Surgery: Harvey Cushing’s Work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Korean J Med Hist. 2006;15(1):49–76. Journal PDF.
- Yale, Cushing/Whitney Medical Library. Discovery Drawers, 5T Medical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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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与英文原文一一对应;如有出入,以英文版为准。来源与阅读范围见上文。插图均标明为原始资料图片或 AI 制作。历史叙述仅供教育,不是当前的治疗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