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报告让前锯肌周围的两个平面变得可见、可检验,却没有回答手术镇痛、安全性和比较价值的问题。
中文阅读 · 英文原文:2013: The Serratus Plane Block Begins as a Sensory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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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定位:2013年。日期细节与来源限定见正文。

2013年那篇锯肌平面阻滞论文包含八次阻滞,却只有四个独立的人。
这一区分是最好的起点。它既显示了这项实验的巧思,也显示了能在它之上建立的说法有多少限度。
每位女性志愿者贡献了一对左右对侧的观察。研究者在一侧观察前锯肌浅面的平面,在另一侧观察前锯肌深面的平面。三十分钟后,他们用针刺法描绘感觉变化。一小时后,他们用 MRI 检查实验注射液的扩散位置。
这一设计把两个几乎看不见的组织间隙,变成了一项可以看见、可以感觉、可以发表的比较。它并没有把四名志愿者变成一项术后镇痛的临床试验。
2013年开始的并不是一个完成的答案,而是一个带着解剖结构的研究问题。
分母本身就是发现的一部分
Blanco、Parras、McDonnell 和 Prats-Galino 报告了四名女性志愿者,年龄分别为23岁、23岁、32岁和46岁。文章说明她们与研究者没有关系,研究已获当地伦理批准,并取得了书面知情同意。可见的正文没有正式把这些志愿者标注为健康,因此本文的叙述也不添加这个形容词。
每个人接受两次阻滞,左右各一次。这种配对安排让研究者能把浅面和深面的观察放在同一个身体内,而不是比较两组互不相关的人。
这是一种有用的探索性设计。它可以减少部分个体间差异,并让一个解剖学对比在很小的研究中变得清晰可读。但它表面上的对称可能造成误导。八次阻滞观察并不具备八名参与者那样的独立性。左右两侧也不是两个大的随机分组。这项实验能揭示值得继续追索的模式,却不能给出稳定的人群估计值。
每当论文的数字精确度变得诱人时,这个分母都很重要。一个精确到分钟的均值,仍可能只建立在四个人身上。一片宽广的感觉区域,仍可能因人而异。没有观察到并发症,对于不常见的伤害几乎说明不了什么。
小型探索性研究并不因为不是大型试验而显得薄弱。只有当后来的讲述者要求它们回答其设计从未包含的问题时,它们才会变得具有误导性。
一项感觉实验可以有临床启发,却不是手术结局研究
这篇论文的正式标题是 Serratus plane block: a novel ultrasound-guided thoracic wall nerve block。2013年的文章并没有使用后来标准化的名称 serratus anterior plane block。
它的方法围绕观察而建立。研究者用超声区分前锯肌浅面的平面和深面的平面。实验混合液包含一种局部麻醉药和钆,以便用 MRI 检查扩散情况。这些历史上的药物和成像细节说明了研究的结构;它们不是今天的配方。
在第30分钟,研究团队描绘了针刺感觉丧失的范围。他们把胸壁分为前部、外侧和后部区域,分别记录范围。一小时后进行 MRI。因此,这个项目产生了两种地图:一张是经报告和测试的感觉地图,一张是影像信号地图。
研究没有纳入任何接受乳腺、胸部或上腹部手术的人。没有切口,没有对照技术,没有术后疼痛轨迹、阿片类药物结局、恢复指标或出院终点。没有药代动力学分析,也没有为估计安全性而设计的样本。
论文对可能用于围术期的热情,是从感觉和影像观察中生长出来的假设。它本身并不是手术疼痛已经减轻的证据。
T2–T9 这个标题掩盖了几张不同的地图
论文把结果概括为 T2 至 T9 皮节的感觉异常,四名志愿者都出现了麻木。在所报告的总体模式层面,这一说法是准确的。但它并不是对均匀、完全的半侧胸壁麻醉的描述。
表2让这种差别清晰可见。浅面观察的范围从 T2–T6 到 T2–T9 不等,取决于志愿者是谁,以及考察的是胸壁前部、外侧还是后部。深面观察同样因人和区域而异,通常止于 T5 到 T9 之间。这张地图很宽,但并不是覆盖在四个身体上的同一片区域。
这一区别立即被人注意到。在同一期刊出的社论中,Tighe 和 Karmakar 质疑了半侧胸壁完全感觉异常的说法。他们指出脊神经后支、胸骨附近的肋间神经前皮支以及锁骨上神经,是重要区域会留在所提出的阻滞范围之外的解剖学原因。
他们的批评并没有否认志愿者出现了感觉变化。它否认的是把这种变化转换成一个关于整个半侧胸壁的更全面的说法。
同期刊出这一时间点很重要。这个限度并不是多年以后、在更大的领域审视这项技术之后才被提出的。它在论文发表当天就已清晰可见。
浅面平面看起来更持久,但作者让结论保持暂定
两个平面之间的数字对比十分醒目。
在浅面观察中,报告的肋间感觉效应平均持续时间为752分钟,标准差21;运动神经指标为778分钟,标准差43。在深面观察中,对应数值为386分钟(标准差160)和502分钟(标准差150)。
因此,研究者倾向于浅面平面。他们同时写道,这项研究是描述性的,要作出确定的评估,需要随机对照试验。
这两部分结论应当放在一起。省略偏好,会让这项实验显得毫无方向;省略限定,则会把一次探索性的个体内对比变成已确立的优越性。
深面观察中较大的标准差同样重要。它提醒读者,个体反应并没有收敛成一个干净的结果。这些精确的均值描述的是这四名志愿者;它们不能确定一位手术患者应当期待镇痛持续多久。
这项研究为更严格地检验浅面平面提供了理由,但没有完成这项检验。
MRI 让假设变得可见,却没有成为最终裁判
MRI 重建是这篇论文最令人难忘的特点之一。它们看起来把一次超声引导下的注射变成了一个三维的解剖对象。
然而,研究者记录了这种表面清晰性的一个问题。钆的信号在 MRI 上可能与周围的脂肪相似。需要设定图像阈值并进行处理,才能分离出推定的造影剂分布。更重要的是,临床观察到的感觉区域超出了 MRI 似乎显示的范围。
这种不一致不应被当作需要从历史中删掉的尴尬。它在科学上是有成效的。
针刺描绘取决于刺激、报告和解读。MRI 取决于示踪剂的行为、组织对比、采集和后处理。部分吻合可以支持一个解剖学假设,而不吻合之处则指出了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
因此,这篇论文所做的不只是提供一幅有说服力的图像。它暴露出一个测量问题,而后来的筋膜平面研究会反复遇到这个问题:可见注射液所走的路径,与神经功能或临床镇痛的范围相关,但并不相同。
一幅图像可以显示信号出现在哪里。它本身无法告诉我们患者会如何经历手术。
社论让四个尚未回答的临床问题保持在视野中
Tighe 和 Karmakar 的社论欣赏这项创新,同时拒绝让可能性变成证据。
第一,这种阻滞尚未被描述用于手术中或手术后的镇痛。志愿者身上的一张感觉地图,无法确立它在已用于临床实践的技术旁边的位置。
第二,所提出的覆盖范围在解剖上并不完整。锯肌平面阻滞不会复制胸椎旁阻滞或硬膜外阻滞那种广泛的躯体和自主神经效应。
第三,Blanco 及其同事没有提供药代动力学数据。所谓在血管较少的区域注射可能降低局部麻醉药毒性风险,仍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假设。
第四,比较地位尚未确定。社论特别怀疑它在伴有腋窝清扫的乳腺大手术中能否等同于椎旁阻滞,也怀疑它能否作为唯一的麻醉方式。它还把慢性疼痛和其他可能的应用留作开放问题。
这篇社论的语气在历史上很有价值,因为它既不轻视,也不推销。它承认这是一项有前景的解剖学技术,然后列出这一前景仍欠下的证据。
实际上,两篇文章分担了工作。原始报告让平面和感觉信号变得可见;社论把这种可见性转化为一份临床研究议程。
四次平安无事的观察无法证明安全
原始报告指出,四名志愿者均未出现副作用。这是一项事实观察,而不是一个普遍的安全性结果。
罕见并发症需要足够大的分母才能显现。比较安全性需要对照。局部麻醉药毒性需要暴露量和药代动力学信息。这里一样都没有。
同期社论把较低的毒性风险视为未经证明的假设。多年以后,2021年的乳腺手术荟萃分析报告,其纳入的随机试验中没有与操作相关的并发症,但也引用了一例气胸病例报告,并呼吁进行更高质量的试验来确立安全性。
这些后来的事实并不证明2013年的志愿者处于不安全状态。它们说明了为什么 none observed(未观察到)绝不能被改写成 safe(安全)。
证据语言应当保留观察事件时那扇窗口的大小。在2013年,这扇窗口里只有四个人。
后来的一项尸体研究说明,为什么扩散与效应必须分开
2018年,Kunigo 及其同事回到这个解剖学问题。他们使用九具年龄均超过80岁的 Thiel 法防腐成人尸体,比较一侧 20 mL 与另一侧 40 mL 的注射。其中一侧 40 mL 的半侧胸壁因手术瘢痕被排除,剩下17个可评估的侧。
较大的容量产生了更宽的头尾方向染色。被染色的肋间神经平均数量,40 mL 为 5 +/- 0.7 条,20 mL 为 4 +/- 1.1 条,p=0.02。40 mL 组中所有 T2–T5 神经都被染色,20 mL 组中所有 T3–T4 神经都被染色。T1、胸肌神经、胸长神经和胸背神经很少被染色,染料也没有到达腋窝或背部区域。
这项研究让解剖图景更加清晰,但作者明确提醒,临床效果无法从尸体研究中预测。没有解剖学家核实解剖结果,捐献者的身高和体重没有记录,而防腐组织也无法再现活体生理。
这段历史的教训并不是某一种容量应当取代另一种。它在于:即便是更直接的解剖观察,得到的分布也比原始感觉报告更窄,而且有所不同。
染料、MRI 信号、针刺感觉和术后镇痛,处在相关却不同的证据层次上。它们不是可以互换的终点。
到2021年,试验已经出现,但不确定性并未消失
Hu 及其同事2021年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把这个问题带进了乳腺手术。它纳入了13项随机对照试验,共826名参与者。
汇总结果提示,术后阿片类药物用量减少,若干术后时段的疼痛评分降低。这是后来的临床证据,而不是那份四名志愿者报告中隐藏的结果。
它的不确定性相当大。术后阿片类药物用量的异质性达到 I2=100%,术中阿片类药物用量为 I2=94%。若干合并的疼痛评分结局 I2 值在81%到95%之间。GRADE 表把多数结局评为低质量证据,术后恶心呕吐则评为中等质量。
作者还承认,参与者数量有限,不同的全身麻醉和局部麻醉方案带来了临床异质性,而且随机试验太少,无法充分比较前锯肌平面阻滞与其他区域阻滞技术。
因此,后来的文献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事后裁决,说2013年的作者在每件事上都是对的。它做了一件更有价值的事:开始检验原始设计无法容纳的临床问题,同时让新的变异来源变得可见。
名称在研究问题已经扩散之后才走向成熟
2021年的另一篇论文处理的是语言,而不是镇痛效果。
一项 ASRA-ESRA 德尔菲共识推荐使用 superficial serratus anterior plane (SAP) block,一致率为80%;推荐使用 deep serratus anterior plane block (SAP),一致率为91%。对相应解剖描述的共识,浅面入路为52%,深面入路为76%。
这些数字表明,命名与解剖并不总是以同样的速度稳定下来。名称获得的一致程度,比其中一项拟议的描述更高。
后来的术语有助于区分 Blanco 及其同事所探索的两个平面。但它不应被倒推进原始文章的标题。2013年发表时的名称是 serratus plane block;到2021年,这一领域才为其浅面和深面的后继方法提供了更标准化的词汇。
这是一项技术演变的另一种方式。先是解剖结构在实验上变得有意思;后来,学界再商定如何一致地谈论它。
真正的里程碑,是让一个未完成的问题变得可以重复
人们很容易把锯肌平面阻滞讲成一条干净的序列:发明、证明、采用。
存档的来源描述的是一个不那么线性、却更可信的过程。
四名志愿者让两个组织平面得以在同一个身体内比较。感觉测试提示了宽广但多变的区域。持续时间的观察倾向浅面平面。MRI 让扩散变得可见,却与感觉并不完全吻合。同期社论质疑了完全覆盖、药代动力学假设、安全性含义和手术中的等效性。后来的尸体研究让解剖地图变得更复杂。随机试验把问题带进患者,却引入了异质性和证据质量的限制。随后,一项共识统一了名称。
2013年的报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给了后来的研究者一个具体的东西,可以去争论、用不同方式测量、在临床中检验,并重新命名。
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创新。它不需要假装四名志愿者已经确立了一种完整的胸壁麻醉,证明了术后获益,或证明了安全性。它需要的是认出这样一个时刻:一种解剖学上的可能性,变成了大家共享的实验对象。
八次阻滞观察并没有构成八个独立的人。
它们让两个组织平面变得难以忽视。
来源与阅读范围
来源:Blanco R, Parras T, McDonnell JG, Prats-Galino A. Anaesthesia. 2013;68(11):1107-1113. PMID 23923989. DOI 10.1111/anae.12344; Tighe SQM, Karmakar MK. Anaesthesia. 2013;68(11):1103-1106. PMID 24032664. DOI 10.1111/anae.12423; Kunigo T et al. JA Clin Rep. 2018;4:10. PMID 29457120. PMCID PMC5804672. DOI 10.1186/s40981-018-0147-4; Hu NQ et al. Pain Res Manag. 2021;2021:7849623. PMID 34733377. PMCID PMC8560299. DOI 10.1155/2021/7849623; El-Boghdadly K et al. Reg Anesth Pain Med. 2021;46(7):571-580. PMID 34145070. DOI 10.1136/rapm-2020-102451. 所引来源均已为本文阅读。
视觉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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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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