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横跨25个国家、247家医院、为期一周的协作网络让术后死亡变得可见;它留下的是一个关于救治的假说,而不是因果判决,也不是对非洲的普查。
中文阅读 · 英文原文:2018: A 25-Country Network Finds Fewer Complications but Harder 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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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定位:2018年。日期细节与来源限定见下文。

ASOS 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比较,方向恰恰是反的。
在可比较的择期队列中,非洲外科结局研究(African Surgical Outcomes Study)组记录到术后并发症的比例为12.1%,国际外科结局研究(International Surgical Outcomes Study)组为16.8%。然而院内死亡率分别是1.1%和0.5%。在发生并发症的患者中,死亡率分别是5.6%和2.8%。
记录到的并发症更少。死亡率约为两倍。并发症发生后的死亡率也约为两倍。
这一规律既没有识别出一种治疗效应,也没有给卫生系统的某一部分定罪。它做的是在历史上比这两者都更早的一件事:它让术后救治在一个跨国的非洲外科协作网络中成为一个看得见的研究问题。
只有拿择期比择期,这个比较才成立
ASOS 报告于2018年1月3日在《柳叶刀》(The Lancet)在线发表。它的完整队列包括择期、紧急和急诊手术。作为国际对照的较早的 ISOS 论文,只纳入了择期住院手术。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容易落入的数字陷阱。ASOS 完整队列的死亡率是2.1%,ISOS 的死亡率是0.5%。两者相除,会得到一个惊人的四倍差距,但这种算法把不同的临床人群混在了一起。
经同行评议的 ASOS 附录在补充表3中给出了本来要做的比较。它把 ASOS 限定为来自符合研究按方案参与规则之国家的3868名择期患者,再与 ISOS 全部44,814名择期患者并列。
ASOS 组更年轻,更常被归为 ASA 1级,也更可能接受小手术。这些差异并不能让两个队列可以互换,也不能消除残余混杂。但它们确实让人很难把死亡率的差距简单归结为患者更老、病情更重、手术更大。
“约为两倍”这一表述属于这个有边界的比较。它并不描述非洲的每一台手术,也不是一个叫作“全球平均水平”的生物学常数。
一个大陆范围的协作,由短暂的观察窗口搭建而成
ASOS 在25个非洲国家的247家参与医院纳入了11,422名成人。每个国家在2016年2月至5月之间选择一个为期七天的招募周。
符合条件的患者年满18岁,接受择期或非择期手术,并计划术后在院过夜。计划的日间手术和不需要麻醉的放射学操作被排除在外。随访持续到出院;对仍在住院的患者,则在术后第30天截尾。
为期一周的设计是有意为之的务实选择。研究基础设施水平差异极大的医院都能实施它,而不必把一项结局研究变成一种长期的行政负担。各地团队把可识别的随访信息记录在纸上并安全保存,用数字代码替换身份信息,再把编码后的数据录入电子病例报告系统。对于无法使用网络系统的中心,方案还提供了安全传真或邮寄的替代方式。
这种方法并没有让每家医院都同样可见。招募通过一个协作网络采用方便抽样,登记处把抽样方式归为非概率抽样。它的优势在于协调一致的前瞻性观察,而不是对一个大陆的概率抽样。
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协作本身就是这一事件的一部分。ASOS 并不只是把一份问卷发给被动接收的研究点。一千多名来自非洲各机构的临床研究者,使用共同的定义和同一个操作窗口,为一套共同的数据集作出了贡献。分散的结局由此变成了一个集体探究的对象。
11,422并不是每一个结果的分母
最大的队列数字令人难忘,却不能附在每一个结果上。
537名患者缺少并发症数据,229名缺少死亡数据。因此,研究报告的术后并发症为1977/10,885,即18.2%;院内死亡为239/11,193,即2.1%。
在具备必要并发症随访资料的患者中,1970人中有188人死亡,即9.5%。为治疗并发症而使用重症监护的有1972人中的321人,即16.3%。感染是最常见的并发症,10,970名患者中记录到1156例;这1156名患者中有112人死亡。
不断变化的分母不是统计上的杂乱。若把每一个分母都替换成11,422,就会制造出研究者从未发表过的估计值。这也会掩盖一项旨在跨越极为不同的临床环境开展的研究在数据收集上的局限。
随访的标签同样需要严谨。患者被观察到出院为止,对仍在院者则在第30天截尾。对于已经出院的患者,ASOS 并没有在社区中把随访持续到术后30天。它的终点是这一观察边界之内的院内结局。
大多数观察到的死亡并不发生在手术室里
在记录到的239例死亡中,只有14例发生在手术当天。其余225例,即94.1%,发生在手术日之后。死亡时间的中位数是术后第5天,四分位距为2至11天。
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发现,而不是对可预防性的裁定。手术日之后的死亡并不自动等于一次错失的救治,其原因也不能仅凭时间来判定。
尽管如此,这一时间分布改变了研究者需要提出的问题。如果很大一部分伤害发生在诱导或手术过程中,注意力就会落在术中技术上。当死亡在之后才累积起来,离开手术室之后的路径就成了核心:病房里的观察、对生理恶化的识别、团队之间的沟通、升级处理、获得更高级别支持的途径,以及在并发症已经发生之后作出应对的能力。
ASOS 作者通过“救治失败”(failure to rescue)的框架来解释这一规律,并呼吁加强对病情恶化患者的监测,同时配备采取行动所需的资源。这个说法听起来可能像一次戏剧性的单一干预。实际上,救治是一条链:变化必须被观察到、被理解、被传达、被接受,并随之得到有效的治疗。
这项研究没有对这条链上的任何一环进行随机分配。它的数据支持这个问题和这个假说,却无法量化:如果换用另一种监测系统、人员配置模式或重症监护政策,结果会怎样。
资源指标提供的是背景,而不是因果判决
ASOS 记录了参与医院所处的环境。在提供报告的医院中,服务人口的中位数为810,000。医院中位数为300张床位、4间手术室,以及3张能够提供有创通气的重症床位。重症床位占医院床位的0.9%。
专科人员配置的中位数是3名外科医生、1名麻醉医生和2名产科医生。三类合计,相当于所报告服务人口中每10万人0.7名专科医生。年手术量的中位数为每10万人口212台。
患者构成也影响了观察到的结局。平均年龄为38.5岁,ASA 分级中位数为1级。1253名患者记录为 HIV 感染,占11%。紧急和急诊手术占11,378台手术中的6504台,即57.1%。剖宫产是最大的手术类别,占11,393台中的3792台,即33.3%。
10,836台手术中有6183台记录使用了 WHO 手术安全核查表或类似核查表,即57.1%。这是一个过程指标。ASOS 没有对核查表的使用进行随机分配,因此这个数字既不能证明不使用核查表导致了死亡,也不能证明某个特定目标会带来确定的获益。
这些设施数字也只属于参与样本。大多数设施数据来自247家医院中的216家,而大学附属情况的资料只有212家可得。这212家中有103家,即49%,与大学有附属关系。因此,规模较小、手术量较低和地处偏远的医院可能代表不足。这些中位数并不是全国性的人力或能力清单。
资源与结局之所以出现在同一项研究中,是因为资源很可能是救治问题的一部分。这使它们成为一项研究议程,却不能让同时出现变成一项已完成的因果分析。
共同定义提高了可比性,却不能让诊断能力均等
64页的 ASOS 附录收录了结局指南,而单独的研究方案文件中名义上的附录页却没有这份指南。它规定了麻醉事件和术后并发症,包括急性肾损伤、ARDS、心肌梗死、肺炎、出血、肺栓塞、卒中和手术部位感染。许多外科并发症按轻度、中度和重度分级。
严重低氧的定义尤其能说明问题。它在有脉搏血氧仪时使用外周血氧饱和度低于90%,在没有时则依据临床印象。
共同定义限制了一种不一致,却无法为每个研究点提供同样的诊断工具。主论文承认,主要在高收入环境中制定的定义,在检查手段较少的地方可能表现不同。心肌梗死可能被漏诊。手术部位感染保留了主观成分。也无法保证所有研究者接受了统一的培训。
因此,记录到的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可能反映的不止一件事:实际的病例构成、手术复杂程度、观察时长、诊断条件和分类方式。不应把它转译成一句不加限定的话:在救治系统失效之前,手术本来更安全。
25个国家并不是一个分析集
完整数据集包括25个国家,但研究方案设定了一个国家层面的参与门槛。一个国家需要至少十家参与医院;若其外科中心不足十家,则需至少一半的外科中心参与,并且在参与医院中要高比例地纳入符合条件的患者。
只有11个国家达到了这一按方案规则。它们贡献了来自175家医院的9024名患者。其余14个国家贡献了来自72家医院的2398名患者,但没有达到代表性样本的门槛。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患者不真实,或他们的记录毫无用处。它限制的是这些记录能够支持什么。论文估计,要得到一个稳定的国家死亡率估计约需3000名患者,要得到一个稳定的并发症估计约需1400名。大多数国家的样本远小于此。一张国家表格可以描述数据收集情况,却不能负责任地变成一张排行榜。
《柳叶刀》同期的述评(Comment)明确指出了代表性的边界。它称 ASOS 是一份有价值的快照,并强调需要纵向的、有代表性的数据。非洲内部差异很大。一个短期、方便抽样的队列,无法代表54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卫生系统、每一家医院、每一个季节或每一位患者。
这篇述评还指出了 ASOS 无法统计的一个人群:需要手术却始终没有得到手术的人。手术接受者的结局涉及的是质量与安全,并不衡量未被满足的可及性。因此,手术可及性、手术量和结局必须放在一起解读。
持久的成果是一个可以被组织起来的问题
ASOS 并没有就外科患者为何死亡下定论。它把这个问题组织得足够好,使一个横跨大陆的研究网络能够提出更好的问题。
它的完整队列表明,大多数记录到的死亡发生在手术日之后。它的择期比较表明,记录到的并发症更少,可以与更高的死亡率以及更高的并发症后死亡率同时存在。它的设施调查把识别与应对放进了一个资源受限的系统之中。它自身的局限则阻止了这一样本变成一次普查或一份国家排名。
这种组合正是这项研究的历史意义所在。围术期安全并不在患者离开手术室时结束,一个并发症发生率本身也无法解释整个结局系统。从并发症到死亡之间的那段时间,变得可以测量、可以讨论,也可以开展干预研究。
“并发症更少,救回来却更难”并不是对一个大陆的判决。它是对两个观察队列的一种有边界的描述,以及它们迫使人们看见的那个假说。
这项研究的克制本身就是成就的一部分。ASOS 让问题变得可见,却没有让它的第一张快照假装成最终答案。
来源与阅读范围
来源:Biccard BM et al. Lancet. 2018;391(10130):1589-1598. PMID 29306587. DOI 10.1016/S0140-6736(18)30001-1;完整的经同行评议 ASOS 补充附录;ASOS protocol version 1 final, June 26, 2015;International Surgical Outcomes Study group. Br J Anaesth. 2016;117(5):601-609. PMID 27799174. DOI 10.1093/bja/aew316;Dare AJ, Onajin-Obembe B, Makasa EM. Lancet. 2018;391(10130):1553-1554. DOI 10.1016/S0140-6736(18)30002-3。本文引用的所有来源均已阅读。
视觉诠释
这些插图探索当时的情境与观念。图中的人物、动作、器械和文件均为重构,不能证明它们在历史上的确切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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