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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术前右心指标应结合患者状态和拟行手术,进入临床团队的共同讨论。概念插图。
核心要点
- TAPSE/PASP把右室纵向运动与肺动脉收缩压联系起来,是右室–肺动脉耦联的替代指标。
- 一项回顾性心脏手术研究发现,比值低于0.52 mm/mm Hg与更多严重并发症或手术相关死亡有关。
- 该研究采用超声测量TAPSE,但PASP来自右心导管;界值不能直接照搬到完全由超声获得的比值。
- 解释低值前,先核对两个测量值、测量时机以及完整的右心评估。
- 可信的低值可帮助完善风险判断和围术期计划;目前这项证据没有确立按比值启动的治疗或必须达到的目标。
一位准备接受瓣膜手术的患者,TAPSE为18 mm,PASP为60 mm Hg,比值为0.30 mm/mm Hg。单看TAPSE,纵向运动似乎尚可;结合压力负荷后,问题变成:右室的表现足以应对这一负荷吗?
这是一个计算示例,不是治疗界值。Sun等人的研究提示,这种关系对成人心脏手术风险有意义,但首先要弄清两个数字从哪里来。[1]
心脏手术研究实际测量了什么
研究纳入单中心868例接受CABG和/或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手术的成人。TAPSE来自术前经胸超声,PASP则来自右心导管检查。进入分析需要同时具备这两项数据和STS风险评分。大多数患者接受了瓣膜手术,因此不能把它视为所有心脏外科患者的无选择样本。[1]
主要终点是STS定义的严重并发症与手术相关死亡复合终点(MMOM),包括死亡、永久性卒中、肾衰竭、长时间机械通气、深部胸骨切口感染或心脏原因再次手术。它并不是单独的死亡率。
研究从本队列中选出0.52 mm/mm Hg这一界值。低于界值者90/410例发生MMOM(22.0%),达到或高于界值者为34/458例(7.4%)。校正STS MMOM评分和体外循环时间后,比值比为1.77(95% CI,1.10–2.83)。这是预后关联,并不能证明把比值提高就能减少并发症。[1]

图2. Sun等人队列中未经校正的复合终点发生率。这不是个体风险预测,也不是治疗效果;研究中的PASP来自有创测量。[1]
0.52是提示信号,不是通用分界线
该界值通过本队列的Youden指数选出,敏感度72.6%,特异度57.0%,并未在独立人群中作为决策规则进行前瞻性验证。校正分析还纳入了体外循环时间,而这一信息在纯粹的术前预测阶段尚不可得。[1]
另一个细节是,研究无法保证TAPSE和PASP在相近时点测得。如果两个数来自不同临床状态,合成的比值可能无法准确代表任何一个状态。低值值得注意,但小数点后两位不应制造过度精确的印象。
ASE 2025指南把TAPSE/PASP放在完整右心评估中使用。它是生理学替代指标,不等同于通过有创压力–容积环获得的收缩末期弹性/动脉弹性比值。TAPSE主要反映瓣环纵向运动,脱离其他信息单独解释可能误导。[2]
解释比值之前,先核对组成部分
先核对单位。如果界值单位为mm/mm Hg,TAPSE以cm报告时必须先换算。例如1.8 cm/60 mm Hg应换成18 mm/60 mm Hg,得到0.30 mm/mm Hg,不能仍写成0.03 mm/mm Hg。
然后确认压力来源。超声估测依赖可用的三尖瓣反流多普勒包络及右房压估计;只有不存在相关流出道梗阻时,右室收缩压才能代表PASP。质量差或截断的信号会使分母失真。应结合图像质量、测量时点、负荷状态、右室大小和其他功能指标,而非把商值直接当成独立诊断。[2]

图3. 先核对组成部分,再解释比值。数值仅作计算示例;不能把原心脏手术研究的有创PASP悄然替换成超声估计值。[1, 2]
把可信结果转化为更好的术前讨论
实用的下一步是追问:比值为什么低,其他证据是否也支持右室脆弱?可与心脏团队共同复核瓣膜病变、肺动脉压力负担、淤血表现及其他右室指标。若测量结果相互矛盾,或患者状态已改变,先澄清,再给风险贴标签。
当多项异常相互印证时,可将结果纳入围术期监测、脱离体外循环及术后支持需求的讨论。这是基于预后证据的临床应用思路,并不是Sun研究已经验证的管理方案。该研究不支持仅为计算比值常规安排右心导管、自动推迟手术,或在比值为0.51时直接启动正性肌力药或肺血管扩张药。[1]
同样,不能把术前界值直接用于刚完成手术的患者。ASE指出,心胸手术后的改变可能使TAPSE低估整体右室功能;瓣环运动减小本身并不等于整体右室功能恶化。[2]

图4. 根据队列研究和指南整理的临床思考顺序,不是已经验证的治疗算法。[1, 2]
临床带走的三点
- 不要只看TAPSE。 将它放在肺动脉压力背景下,可能发现孤立运动指标掩盖的风险。
- 核对分母和单位。 0.52这一手术队列界值来自使用有创PASP的特定人群。
- 围绕患者制定计划。 确认右室整体状态,再纳入围术期决策;按比值直接启动治疗的策略尚未确立。
参考文献
- Sun KW, Li YJ, Huang H, Cherry AD, Kerr D, Culp CM, et al. Right ventricle-pulmonary artery coupling and major morbidity and operative mortality after cardiac surgery. Anesth Analg. 2025;141(4):793–800. doi:10.1213/ANE.0000000000007582.
- Mukherjee M, Rudski LG, Addetia K, Afilalo J, D’Alto M, Freed BH,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echocardiographic assessment of the right heart in adults and special considerations in pulmonary hypertension: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Echocardiography. J Am Soc Echocardiogr. 2025;38(3):141–186. doi:10.1016/j.echo.2025.0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