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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风险估计帮助作出个体化决定,但不能替代临床判断。概念示意图。
核心要点
- 先描述肝病的临床状态:门静脉高压、既往失代偿、肾功能、营养和衰弱程度,都需要与实验室评分一起考虑。
- MELD 越高,心脏手术人群的风险通常越高;但评分既不能诊断肝硬化,也不是统一的拒绝手术界值。
- 在近期一项经过筛选的心脏手术队列中,VOCAL-Penn 比 Mayo 模型更接近实际死亡率,但两者均高估了平均死亡风险。
- 风险沟通不仅谈死亡,也要谈并发症和康复;有资料时应纳入 90 天结局。
- 将心脏与肝病评估放在一起,结合具体手术、紧迫性、替代方案和患者意愿作决定。
一位肝硬化患者需要瓣膜手术。某个计算器给出的死亡风险令人担忧,而心脏团队认为病变仍有治疗价值。此时最有用的下一步,是弄清这个估计由什么构成,以及患者是否接近模型所依据的人群。单个百分比无法完整体现“接受手术”和“心脏病变继续不处理”各自的后果。
先看评分没有描述的部分
肝硬化的影响不止于肝脏合成功能。门静脉高压、腹水、肝性脑病、肾功能障碍、营养不良和衰弱,都可能影响患者承受心脏手术及术后康复的能力。Yoon 等的心脏麻醉综述强调,应评估这些器官受累情况,并协调各治疗团队。[1]
先形成一段临床描述:目前处于代偿期,还是既往或当前有失代偿;有无门静脉高压证据;肾功能变化趋势怎样;功能储备及营养状态如何。随后再加入实验室评分。MELD 使用实验室指标,而 Child–Pugh 还纳入腹水和肝性脑病;但两者单独使用,都不能描述拟行心脏手术的复杂程度。[1]
这样,会诊的问题就从“MELD 是多少”推进为“有哪些风险,哪些可以改善,心脏病情允许多少优化时间”。也能避免相对令人放心的化验结果掩盖重要的临床失代偿。
MELD 升高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2025 年一项 ACS-NSQIP 分析纳入了 25,845 例择期单纯 CABG、主动脉瓣或二尖瓣手术。随着 MELD 分层升高,观察到的 30 天死亡率依次为:低于 9 分者 1.7%,9–15 分者 3.8%,高于 15 分者 8.7%。主要并发症发生率也依次升高,为 25.1%、33.3% 和 45.7%。[2]

图2. 2025 年 ACS-NSQIP 研究的未调整结局。主要并发症采用该研究的复合终点定义。这是能够计算 MELD 的心脏手术人群,并非仅纳入确诊肝硬化的队列。[2]
对临床有用的是这种风险梯度:即使死亡率看起来相对不高,并发症负担仍可能相当明显。该研究无法确认肝病病因或临床严重程度,而且择期单纯手术不能代表急诊或复杂联合手术。MELD 升高与不良结局相关,但分析没有验证“低于某数值即可手术,高于某数值就应拒绝”的自动规则。[2]
因此,这些百分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需要重视肝病相关评估;不能把它们直接作为每一位同分值肝硬化患者的个人死亡风险。
为什么较高的预测风险仍需要解释
2026 年一项单中心研究评估了 220 例接受体外循环心脏手术的肝硬化患者。MELD 中位数为 10;65% 为 Child–Pugh A 级,仅 4 人为 C 级。队列也包括紧迫手术、再次手术和联合手术。[3]
30 天时,Mayo 模型的平均预测死亡率为 20.9%,VOCAL-Penn 为 9.0%,而实际观察死亡率为 4.1%。90 天时,三者分别为 29.6%、14.0% 和 12.6%。[3]

图3. Jenkins 等研究的队列平均预测值与实际结局。VOCAL-Penn 更接近实际死亡率,但这些平均值不能直接替代个体风险。[3]
这些结果支持重新审视看似“高到不能手术”的预测,尤其是 Mayo 模型的估计;它们没有证明肝硬化属于低风险状态。研究只纳入最终接受手术者,没有包含被判断为风险过高而未手术的患者。C 级亚组极小,不能据此认定严重失代偿患者手术安全;也不能把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差额,机械地从下一位患者的估计中减掉。[3]
从 30 天到 90 天死亡率的增加,也应进入知情沟通。渡过手术及最初住院阶段,并不等于已经描述了整个早期康复过程。
把风险估计转化为共同制定的方案
将心脏手术评估和肝病特异性评估一起使用;两者有分歧时,由心外科、心内科、麻醉科和肝病科共同解释。明确心脏干预预期带来的获益、可行的替代方案以及延迟治疗的后果。识别未控制的腹水、肝性脑病、感染、肾功能障碍或营养不足等可逆问题,在心脏病情允许时进行处理。[1, 3]

图4. 根据临床评估与风险模型证据整理的讨论框架。这四个方面用于组织判断,并不是新验证的评分系统。[1, 2, 3]
最终方案应当解释的不只是一个预测死亡率,还包括可能需要的器官支持、康复延长的可能性、正在优化的因素,以及为何现在手术、推迟手术或选择其他治疗最符合这位患者的情况。模型的价值,在于帮助团队把这些判断说清楚。
临床带走的三点
- 先描述肝病状态,再解释评分。 失代偿、门静脉高压、肾功能、营养和衰弱提供了实验室评分无法替代的信息。
- 风险估计用于辅助判断手术适宜性,不能单独决定。 MELD 相关风险梯度与模型高估风险可以同时存在;两者都没有提供统一的手术界值。
- 讨论完整的康复过程。 纳入并发症和 90 天结局,再把心脏获益、可改善的风险、紧迫性及患者意愿连接起来。
参考文献
- Yoon U, Topper J, Elia E, Goldhammer J.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and anesthetic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undergoing cardiac surgery. J Cardiothorac Vasc Anesth. 2022;36(5):1429–1448. doi:10.1053/j.jvca.2020.08.022.
- Liu T, Chen Z, Jacobs RC, Logan CD, Whippo B, An S, et al. Association of mild-to-moderate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scores on short-term cardiac surgery postoperative outcomes. JTCVS Open. 2025;28:349–357. doi:10.1016/j.xjon.2025.09.034.
- Jenkins H, Awad AK, Poddi S, Rosinski B, O'Shea R, Xu B, et al. Validation of current mortality risk prediction models in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undergoing cardiac surgery. JTCVS Open. 2026;30:101718. doi:10.1016/j.xjon.2026.101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