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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an Li · In the Literature · 更新于2026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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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 没有既往胸骨切开史,并不意味着取出经导管瓣膜就是常规外科主动脉瓣置换。
- 先明确瓣膜失功机制,以及再次经导管干预能够或不能解决问题的原因。
- 提前评估手术可能涉及的范围,包括主动脉根部、升主动脉及其他瓣膜。
- 注册研究的死亡率描述的是特定入选人群,不能成为所有取瓣患者通用的风险值。
- 2026年已发表专门用于“TAVR后外科主动脉瓣置换”的STS风险模型,评估时应纳入这一更新。
开始手术时,瓣膜可能已与周围组织融合
麻醉医生评估拟行TAVR外科取瓣的患者时,“以前没有开过胸”只回答了风险评估的一部分。植入的支架可能已与主动脉根部及邻近结构融合,取出时可能需要较广泛的分离和额外重建。Fischer等发表于JCVA的述评强调了这一差别:即使是首次进入胸腔,假体周围的解剖处理仍可能十分复杂。[1]
因此,术前真正有用的问题是:这枚经导管瓣膜取出后,患者最终可能需要完成多大范围的手术?
先弄清哪里出了问题,再决定怎样再次干预
瓣膜退变、血栓、心内膜炎、瓣周漏和人工瓣膜与患者不匹配,是不同的失功机制。压差升高本身,不能证明已经发生不可逆退变,也不等于必须取瓣。2025年ESC/EACTS指南支持通过适当影像明确机制,再由心脏团队选择再次干预方式。例如,具有临床意义的生物瓣血栓可以采用抗凝治疗;若出现进行性急性心衰或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处理的紧迫性则会改变。[2]
再次TAVR也存在解剖限制。第二枚瓣膜可能留下不理想的残余瓣口,或形成影响冠脉血流的“新裙边”。即使冠脉血流当时通畅,也不保证日后仍能顺利进入冠脉。ESC/EACTS指南指出,若预计会发生严重不匹配或冠脉阻塞,即使外科风险较高,再次外科手术仍可能更合适。这是有条件的解剖判断,不能推广为所有TAVR失功都应选择外科。[2]
在麻醉诱导前,团队应能说清失功机制、拟实施的手术,以及为什么这一选择适合当前患者。
评估可能需要分离和重建的范围
需要处理的不只是瓣叶。支架与主动脉壁或邻近瓣下结构融合,会增加取出的难度;主动脉重建、二尖瓣干预或冠脉搭桥,都可能与主动脉瓣置换同时进行。Fischer等强调,应通过全面的TEE评估主动脉和其他瓣膜,识别可能需要增加的操作。[1]
心肌保护也值得单独讨论。支架可能妨碍经冠脉开口直接灌注停搏液,明显反流或瓣周漏也可能影响所选策略。临床上的意义是:外科、麻醉和灌注团队应提前商定心肌保护方案,而不是把述评理解为所有取瓣手术必须采用同一种停搏液灌注途径。手术范围扩大,还可能意味着更长的体外循环时间,以及脱离体外循环时更高的支持需求。[1]

图1. 原创概念图,展示取瓣时需要关注的结构与准备问题;并不表示每位患者都需要图中的所有附加手术。[1, 2] 查看图片
看死亡率时,把入选条件一起读进去
Tang等于2023年报告的EXPLANTORREDO-TAVR注册研究,比较了29个中心的181例外科取瓣和215例再次TAVR。研究排除了因心内膜炎取瓣,以及首次TAVR同次住院期间的再次干预。外科取瓣组中,101例、即55.8%接受了同期其他手术。研究报告的30天死亡率为:外科取瓣13.6%,再次TAVR 3.4%。[3]
这些数据说明,该研究的取瓣人群存在明显的早期风险;但它们不能回答“同一位同时适合两种方案的患者,选择外科本身会增加多少风险”。治疗由各中心心脏团队决定,两组患者并不相同,随访也并非完整。以30天为界的landmark分析未发现此后死亡率有显著差异,但这同样不能证明长期生存等效。[3]

图2. 根据原文报告的30天百分比绘制。组内人数指入选队列规模,不能据此重算死亡率的分母。研究排除了心内膜炎及首次TAVR同次住院期间的再次干预;两组比较并非随机分配。[3] 查看图片
Faggion Vinholo等于2026年发表的全国Medicare分析,进一步提示不能把早期结果无限外推。以下信息仅依据正式摘要:倾向评分匹配后,外科取瓣的早期死亡率较高,但三年和五年估计的累积死亡率较低,生存曲线约在九个月时交叉。这个观察性结果不能确立长期治疗优势;它提示,早期操作风险和较远期预后,需要分别讨论。[4]
为眼前的患者更新风险评估
当代研究结果并不一致。Razavi等2026年的单中心研究纳入54例经过选择的取瓣患者,其中14例仅行外科主动脉瓣置换,40例同时接受其他操作。30天内死亡4例,即7.4%;30天并发症或死亡的复合发生率为25.9%。研究排除了2例因TAVR瓣膜栓塞而进行的急诊手术,也未纳入被判定不适合手术的患者。因此,它不能证明同期其他手术不增加风险,也不能证明较低的死亡率由中心手术量所致。[5]
风险预测工具也已有更新。Hawkins等于2026年发表了专用于TAVR后外科主动脉瓣置换的STS模型。以下信息仅依据正式摘要:研究纳入5,708例患者,其中2,298例为单纯换瓣,3,410例接受同期其他手术。模型对手术死亡的区分度AUC为0.82,对并发症或死亡的AUC为0.73。这些是区分度指标,不是患者的死亡概率。[6]
该模型纳入了近端主动脉及其他瓣膜手术,但排除了同期主动脉弓、降主动脉手术及其他重大手术。其摘要识别出一部分预测风险较低的患者,因此“一律属于高危”的标签已经不够准确。应先确认拟实施的手术符合模型适用人群,再结合解剖、紧迫性和患者当前状态解释估计值。预后模型本身不能判断哪一种治疗会使这名患者获得更好的因果结局。[2, 6]
把术前讨论落到具体问题上
有用的术前讨论,应把检查结果与实际操作联系起来:为什么选择取瓣、支架与根部及其他瓣膜的关系、预计增加哪些手术,以及怎样保护心肌并准备脱离体外循环。这些问题把解剖和技术难点转化为团队共同的准备内容。它们是临床讨论提示,并不是经过验证的评分,也不是固定麻醉方案。[1, 2]

图3. 原创术前讨论提示。预计的手术范围和患者的生理状态,共同决定准备方案。[1, 2] 查看图片
临床带走的三点
- 评估瓣膜和周围结构,不能只看开胸史。 支架融合及合并病变,都可能扩大手术范围。
- 为当前患者个体化估计风险。 结合适用的当代模型与拟实施的手术,并把注册研究的平均值放回其人群背景。
- 诱导前明确可能的手术范围和心肌保护方案。 团队对技术难点形成共同认识,准备才更有针对性。
参考文献
- Fischer MA, Williams TM, Harvey R, et al. TAVR Explantation: Re-Do Risk Without the Re-Do Sternotomy. J Cardiothorac Vasc Anesth. 2021;35(8):2256–2259. doi:10.1053/j.jvca.2021.03.024.
- Praz F, Borger MA, Lanz J, et al. 2025 ESC/EACTS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valvular heart disease. Eur J Cardiothorac Surg. 2025;67(8):ezaf276. doi:10.1093/ejcts/ezaf276.
- Tang GHL, Zaid S, Kleiman NS, et al. Explant vs Redo-TAVR After Transcatheter Valve Failure: Mid-Term Outcomes From the EXPLANTORREDO-TAVR International Registry.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23;16(8):927–941. doi:10.1016/j.jcin.2023.01.376.
- Faggion Vinholo T, Awtry J, Cho M, et al. Long-Term Outcomes of Repeated 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vs 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Explantation: A Nationwide Analysis. Ann Thorac Surg. 2026;121(6):1425–1433. doi:10.1016/j.athoracsur.2025.12.034. 仅获取摘要。
- Razavi AA, Tam DY, Krishnan A, et al. 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Explant Experience From a High-Volume Structural Heart Center. Ann Thorac Surg Short Rep. 2026;4(2):601–606. doi:10.1016/j.atssr.2025.12.009.
- Hawkins RB, Bonnell L, Mehaffey JH, et al. The 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 Risk Model for Surgical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After 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 Ann Thorac Surg.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 2026. doi:10.1016/j.athoracsur.2026.07.001. 仅获取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