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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选择 TXA 暴露量,需要同时考虑止血获益、神经系统风险和肾脏清除。概念示意图。
核心要点
- 氨甲环酸(TXA)可减少心脏手术出血和输血;ATACAS 同时观察到了术后惊厥信号。[1]
- OPTIMAL 中,高剂量持续输注相较于低剂量方案,额外减少了部分红细胞输注,但获益幅度较小。[2]
- 复合安全终点达到非劣效性,不等于惊厥风险相同。需要看各组成事件及预设界值。
- 比较的是完整方案:负荷量、持续输注、体外循环预充剂量和给药时长,而不只是“高剂量”或“低剂量”的名称。
- 选择方案时应考虑肾功能及累积暴露。现有证据尚未确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患者的最佳方案。
把“使用 TXA”与“增加 TXA”分开决定
开始体外循环前,团队已经认为需要抗纤溶治疗。接下来要回答的是:对这位患者,提高 TXA 剂量带来的额外获益,是否值得增加药物暴露?
ATACAS 提供了一个重要起点。在有手术结局资料的 4,631 例冠状动脉手术患者中,TXA 将严重出血或心包填塞所致再次手术的比例从 2.8% 降至 1.4%。同时,TXA 组与安慰剂组分别有 15 例和 2 例术后惊厥,约为 0.7% 对 0.1%。[1] 止血获益与神经系统风险,需要一起讨论。
ATACAS 采用单次静脉给药,起初为 100 mg/kg,修改方案后降至 50 mg/kg。这两个剂量用于不同研究阶段,患者并不是在 100 与 50 mg/kg 之间随机分组,因此不能把该研究当作这两种剂量的决定性随机比较。[1]
OPTIMAL 则直接比较了成人体外循环心脏手术中的两种持续输注策略。图 2 展示完整方案,描述的是研究设计,不是对清除功能受损或存在其他禁忌情况患者的给药指令。[2]

图 2. “高”和“低”指的是这两套具体方案。两组均包含负荷量、术中持续输注及体外循环预充剂量;负荷量在 20 分钟内输注。[2]
增加暴露,换来了多少获益?
OPTIMAL 在中国四个中心随机分配了 3,079 例年龄 18–70 岁的择期手术患者,其中 3,031 例完成干预,且没有导致其被排除出疗效分析的方案违背。从手术开始至出院,高剂量组 333/1,525 例(21.8%)、低剂量组 391/1,506 例(26.0%)接受红细胞输注,论文报告的绝对降幅为 4.1 个百分点。[2]
30 天复合安全终点包含惊厥、2–3 期肾功能障碍、血栓事件及死亡,分别发生于 265/1,502 例(17.6%)和 249/1,481 例(16.8%)。高剂量达到预设非劣效标准:额外风险的单侧 97.55% 置信上限为 3.9 个百分点,低于 5 个百分点的界值。这个结果针对的是复合终点,并不是其中每一种事件。[2]
临床惊厥分别为 15 例与 6 例,即 1.0% 对 0.4%;相对风险为 2.47(95% CI,0.96–6.35;P=.05)。这一不确定范围仍包含有临床意义的风险增加,因此在选择剂量时,不能用一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概括安全性。[2]

图 3. 疗效分析与 30 天安全性分析使用了不同分母。复合终点在 5 个百分点的界值内达到非劣效,不代表惊厥风险等同。[2]
让患者特点进入剂量讨论
EACTS/EACTAIC 血液管理指南推荐抗纤溶治疗,以减少心脏手术出血、输血及再次手术;同时指出,TXA 最佳剂量及肾功能下降时的调整方式仍未完全明确。[3] 两者并不矛盾:一种治疗可以有效,而最佳剂量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肾功能重要,是因为 TXA 主要通过尿液排泄。Nakai 等人的 2025 年前瞻性药代研究分析了 77 例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患者的 453 份样本,发现体重和肌酐清除率有助于解释 TXA 血药浓度的差异。接受血液透析的患者被排除。[4]
这项研究支持关注暴露量及肾脏清除,却没有证明依据其模型调节剂量就能减少惊厥或改善临床结局。同样,某个药代目标浓度,也不自动等于某位患者在止血与不良反应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临床上更可执行的做法,是在本院流程中明确肾功能调整,必要时请药师参与:采用哪一种肾功能估计,其是否稳定,调整方案中的哪一部分,以及如何追踪累积剂量。不要默默把试验方案转变为适用于所有人的统一处方。
追加之前,先看已经给了多少
持续输注会随时间累积。手术延长、再次转流或额外追加负荷量,都可能增加总暴露,即使每小时输注速度没有变化。有效交接应说明实际已给予的负荷量、预充贡献、输注时长及额外剂量。
如果出血持续,应重新寻找机制。TXA 针对纤溶,不能替代外科止血,也不能纠正所有纤维蛋白原、血小板或凝血因子缺陷。指南把抗纤溶放在整体血液管理策略中。[3] 出血更多,本身不能证明缺少的治疗就是更多 TXA。
对预计出血负担较大的患者,减少红细胞输注的额外获益可能更有价值;对容易蓄积或特别需要关注神经系统风险的患者,减少可避免的药物暴露可能更重要。这是在规范内结合患者进行的临床判断,不是这些试验已证实的亚组用药规则。

图 4. 让剂量讨论始终对应患者。本图综合试验、指南及药代证据,不暗示存在一套通用的剂量调整公式。[1, 2, 3, 4]
临床带走的三点
- 先分清比较对象。 TXA 优于安慰剂的证据,不代表更高 TXA 剂量始终更好。
- 保留各项安全结局。 复合终点非劣效,不能消除对惊厥风险的不确定性。
- 主动管理暴露量。 核对肾功能、完整方案和累积剂量;升级治疗前,重新评估持续出血的原因。
参考文献
- Myles PS, Smith JA, Forbes A, et al. Tranexamic acid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artery surgery. N Engl J Med. 2017;376(2):136–148. doi:10.1056/NEJMoa1606424。
- Shi J, Zhou C, Pan W, et al. Effect of high- vs low-dose tranexamic acid infusion on need for red blood cell transfusion and adverse event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ardiac surgery: the OPTIMAL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2022;328(4):336–347. doi:10.1001/jama.2022.10725。
- Casselman FPA, Lance MD, Ahmed A, et al. 2024 EACTS/EACTAIC Guidelines on patient blood management in adult cardiac surgery in collaboration with EBCP. Eur J Cardiothorac Surg. 2025;67(5):ezae352. doi:10.1093/ejcts/ezae352。
- Nakai T, Tamura T, Miyagawa Y, et al. Population pharmacokinetic model of tranexamic acid in patients who undergo cardiac surgery with cardiopulmonary bypass. Eur J Clin Pharmacol. 2025;81:441–449. doi:10.1007/s00228-025-038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