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 ASA/AARP 峰会把沟通、筛查、照护与研究连成一份议程;2019年的报告仍然呼吁开展多中心研究,检验最佳实践能否减少围术期神经认知障碍。
中文阅读 · 英文原文:2019: Seven Summit Actions Map the Work Against Perioperative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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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定位:2019年。日期细节与来源限定见下文。

一页纸,七项编号行动。没有一项是效应量。
2018年,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与 AARP 召集了一次围术期脑健康峰会。它把原本分散在患者、照护者、麻醉、外科、老年照护、医院和研究资助之间的关切汇集起来,整理成一份 Call to Action(行动倡议)。这份文件要求更好的沟通、更好地识别风险、更一致的非药物照护、更完善的医院方案,以及更多的研究。
次年发表的峰会报告,并没有把这张行动表当作已经证明有效的答案。它做的事情更有分寸:把证据能够支持的、实践尚未采用的、仍只是合理机制的,以及仍需真正检验的内容分开。
因此,本文讲的不是一场“解决”了围术期神经认知障碍的会议,而是各个机构如何把尚未解决的问题变成分配下去的工作。
先把2018年的会议与2019年的报告分开
峰会于2018年6月20–21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ASA/AARP 的参会者摘要记载,主持人是 Lee A. Fleisher 与 Sarah Lenz Lock。一页纸的 Call to Action 把会议地点写为 AARP Hatchery。
Mahanna-Gabrielli 等人的报告并不是在会上发表的。它于2019年8月19日在线发表,随后刊于《英国麻醉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Anaesthesia)10月号,第123卷第4期,第464–478页。PubMed 把它同时归为期刊论文和综述。它是一份峰会报告和临床科学现状综述,不是一项把患者或医院随机分到“有峰会”与“无峰会”两种世界的试验。
ASA 托管的 PDF 还保留了一处版本缺陷。这份待刊版列出15位作者。后来的一则勘误说明 Deborah J. Culley 与 Catherine C. Price 被漏列,并恢复了17人的作者名单。因此,本文采用更正后的作者署名,而不让较早的 PDF 继续延续这一遗漏。
日期和版本看似只是琐事,却决定着这段历史。会议发生在2018年;报告发表于2019年。早期 PDF 是完整的阅读本,却不是论文作者的最终依据。
七项行动把责任延伸到手术室之外
Call to Action 从沟通开始。它提出与老年患者讨论术后谵妄和短期认知障碍的风险,并提供关于定向、活动、睡眠卫生、营养和恢复的教育材料。
第二项行动把照护带到病床旁:眼镜、助听器、义齿、对地点和时间的定向、家属参与,以及围术期的健康准备。第三项并没有另创一部新指南,而是呼吁更广泛地了解已有的 ACS/AGS 老年患者围术期指导和 AGS 谵妄指导。
第四项行动把工作交给临床团队和医院,要求为老年手术患者制定方案。第五项让照护者成为知情的参与者,能够识别谵妄或认知困难、寻求帮助,并在出院时得到随访信息。第六项希望把 ASA 的脑健康资料与其他资源联系起来。第七项面向资助者,呼吁支持关于机制与治疗的研究。
这些责任跨越了知情同意、临床环境、医院组织、家庭照护和研究体系。它们不是一起接受检验的七种治疗,也不是一个效果可测的新“峰会组合方案”。文件表明,参与机构同意推动这些行动;它并不表明这些行动已在全国落实,也不表明落实后减少了谵妄或认知下降。
筛查暴露出“知道”与“使用”之间的距离
2019年的报告把术前已有的认知损害认定为围术期神经认知障碍的重要风险因素。它还把易感因素与诱发因素区分开来:后者出现在围术期的各个阶段,有时可以改变。
这使术前认知筛查听起来像是显而易见的下一步。已有的最佳实践声明早已建议对老年人进行评估。然而,报告并没有声称筛查问题已经解决。常规的术前认知评估仍处于起步阶段。很少有医院把它纳入老年患者的常规评估,临床医师也才刚刚开始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由此得到的信息。
筛查可以让风险变得可见,却不会说明接下来该做什么。异常结果应当引出老年医学、神经科、精神科还是神经心理学评估?它应如何改变用药审查、风险谈话、手术计划、出院预期或照护者准备?这些是实施问题和结局问题。一张筛查表本身无法回答。
这就是峰会把筛查与沟通联系起来的原因。风险信息也许只有进入共同决策、改变了准备工作,才有意义。然而,进入谈话仍不等于改善了结局。
即使是最有力的方向,也有其适用场景
在预防部分,报告认为多组分非药物方法在疗效上依据最强,潜在伤害最小。它重点提到了 Hospital Elder Life Program(HELP)和重症监护中使用的 ABCDEF 集束方案。
它们的共同要素一点也不耀眼:定向、活动、睡眠、补液与营养、感官辅助,以及家属参与。Call to Action 把其中许多任务写进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院策略。峰会试图让既有原则在日常照护中更一致、更显眼。
但来源场景仍然重要。HELP 的大部分证据来自普通内科患者;ABCDEF 属于 ICU。这些方案可以为围术期实践提供参考,却不能证明一个统一的组合方案会使每一类手术人群获益。治疗部分也把预防与谵妄发生后的治疗分开。它没有找到一种针对延迟神经认知恢复或术后神经认知障碍的公认药物。
这份议程中最站得住脚的部分并不是一项新发明,而是对低伤害、多学科、连续照护原则的重新组织。
脑电、麻醉方式、灌注和药物,没有汇聚成同一张处方
报告把按年龄调整的麻醉药剂量、脑功能监测和术前预康复描述为仍处于临床均势的领域。
关于脑电的讨论必须同时容纳 ENGAGES 和 CODA。ENGAGES 没有证明其 EEG 指导策略减少了谵妄病例;CODA 则报告了下降。作者考虑了麻醉暴露和患者易感性的差异,进而提出对波形、频谱图和易感亚组做进一步研究。这不足以宣布 EEG 指导普遍有效,也不足以宣布它毫无用处。
区域麻醉与全身麻醉之间,也没有得出简单的认知获益结论。现有研究受到年龄、镇静、样本量和手术类型的限制。关于低血压、脑灌注和近红外光谱的研究既有相关性,也有相互矛盾的结果,而个体化阈值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药物文献也不整齐。右美托咪定、氯胺酮、氟哌啶醇、褪黑素和其他药物的研究,在人群、时机和结局上各不相同,结果没有形成一张单一、可靠的处方。报告并不是在寻找一种能取代患者周围整个照护系统的药物。它提示,由于机制尚未厘清,单一药物策略很难预防或治疗各种形式的 PND。
证据中的这种杂乱,并不是综述的失败。正因为如此,行动议程必须与研究议程并存。
“认知变化”需要不止一个名字
报告把围术期神经认知障碍(PND)用作总称。它没有把每一种术后认知问题都合并成一种疾病。
术后谵妄是一种急性、波动的注意和意识障碍。延迟神经认知恢复是在麻醉和手术后头30天内套用神经认知障碍标准,并排除谵妄。轻度或重度术后神经认知障碍则位于其后的时间段,即预期恢复之后、30天至12个月之间。论文在讨论采用旧测试定义的研究时,仍然使用术后认知功能障碍这一旧术语,但没有把它当作通用的临床标签。
这套命名来自另一个2018年的工作组共识,并不是峰会上发明的。峰会报告采用它,是为了让风险、诊断、恢复和研究能够分别对应不同的时间框架和证据问题。
“术后”标示的是时间关系。它本身并不能证明麻醉或手术导致了之后的每一种变化。一项连问题的名字都分不清的倡议,几乎不可能精确地检验它的解决办法。
峰会的产物是一个可以核查的下一步
2019年的报告最后呼吁开展更严格的多中心随机试验和更大规模的观察性研究,以确定现行最佳实践是否真的减少了围术期神经认知障碍。它还追问:筛查应当如何改变照护,哪些患者最易受影响,哪些机制和生物标志物在人体中站得住脚,以及应当如何分别评估预防与治疗。
这一要求划定了峰会所能证明的边界。
共识和倡导能够完成随机试验做不到的工作。它们可以把职责原本分散的人召集到一起,建立共同的语言,把患者的关切带进术前谈话,把床旁实践交给医院系统,并让研究者和资助者看到尚未回答的问题。
随机试验也能完成峰会做不到的工作。它可以判断一项特定的行动,在特定的人群和工作流程中,是否改变了特定的结局。
因此,七项行动不是七个答案。它们是一张责任地图。这张地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指出了下一步工作必须去往何处。它的科学诚信,取决于不假装这个领域已经抵达。
来源与阅读范围
来源:Mahanna-Gabrielli E et al. Br J Anaesth. 2019;123(4):464-478. PMID 31439308. PMCID PMC6871269. DOI 10.1016/j.bja.2019.07.004; Corrigendum. Br J Anaesth. 2019;123(6):917. PMID 31591017. DOI 10.1016/j.bja.2019.09.014; ASA/AARP Summit 2018 Attendee Summary; AARP/ASA Call to Action;以及 PubMed、PMC、Crossref、ASA 和 Johns Hopkins 的存档记录。本文采用更正后的17位作者署名;15位作者的待刊版仅作为已注明的勘误前版本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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