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AGES 在1232名老年手术患者中减少了挥发性麻醉药暴露和脑电抑制,却没有证明术后第1–5天的谵妄病例更少。
中文阅读 · 英文原文:2019: ENGAGES Cuts Anesthetic Exposure but Not Deli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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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定位:2019年。日期细节与来源限定见下文。

脑电变了,麻醉也变了;最重要的结局,却没有沿着预想的方向一起改变。
这正是 ENGAGES 不只是一项普通“阴性试验”的原因。干预真正进入了手术室,也确实推动了它想改变的生理指标。尚未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变化能不能一路传到下游,预防术后谵妄。
它们没有做到——至少在这项试验里,没有表现为可以证实的下降。
读结果以前,先分开三个分母
2015年1月至2018年5月,研究团队在圣路易斯 Barnes-Jewish Hospital 筛查了39,144人,知情同意或入组1,400人。但入组不等于随机分组。
分组以前,有168人没有进入任何试验组:2人死亡,49人在入组后被发现不符合条件,49人的手术取消,研究团队错过了31台手术,另有37人退出。最终进入随机分组的是1,232人:614人分到 EEG 指导下的麻醉给药,618人分到常规麻醉。
受试者至少60岁,接受以挥发性麻醉药实施全身麻醉的大手术。试验覆盖三处医院设施和48间手术室,但仍属于同一个机构中心。把它叫作多中心试验,会把同一医院系统内部的地理分布误写成另一种研究设计。
随机分组后,有19人没有得到主要谵妄结局:1人术中死亡,3人在手术当天退出,11人在整个评估期内都镇静过深,4人在首次计划评估前已经出院。因此,主要分析包含1,213人:EEG 指导组604人,常规组609人。
1,400、1,232和1,213,是试验中三道不同的门。把它们混在一起,后面每一个百分比都会变得不那么可信。
人人都贴传感器,只有一组能读到波形
每名受试者都贴有额部 EEG 传感器。常规组的麻醉人员只能看到信号质量指示,看不到脑电波形和其他衍生数值;EEG 指导组则能看到波形、抑制率、频谱边缘频率、肌电和双频指数(BIS)。
指导组的麻醉人员接受了识别脑电形态的培训;出现抑制时,他们被鼓励减少挥发性麻醉药。抑制是主要触发信号,BIS 低于40是次要触发信号。临床判断始终留在回路中。
这不是一台自动控制麻醉深度的机器,也不只是一条追逐某个 BIS 数字的命令。方案本身把这套指导称作“提示性”而非“规定性”。麻醉人员可以看到减药的理由,仍然可以因为病人体动、血流动力学或手术条件,判断此时不宜减药。
病人和结局评估者可以不知道分组;实施可见波形干预的麻醉专业人员却无法设盲。因此,ClinicalTrials.gov 上简短的“三重盲法”标签,必须与主论文中的实际操作说明放在一起理解。
两组在维持期都被劝阻使用氧化亚氮和静脉催眠药,所有受试者也都接受了一项多组分安全干预。这些共同要素属于试验环境,并不是随机化 EEG 对比所独有的。
在手术室里,干预确实起了作用
EEG 指导方案并没有停留在培训幻灯片上。它改变了麻醉实践。
指导组呼气末挥发性麻醉药暴露的中位数为0.69 MAC,常规组为0.80 MAC,差值为−0.11。EEG 抑制时间中位数为7分钟,常规组为13分钟,少了6分钟;BIS 低于40的时间中位数为32分钟,常规组为60分钟,少了28分钟。这两项脑电差异的 P 值均小于 .001。
平均动脉压低于60 mm Hg 的时间中位数却没有相应分开:两组都是7分钟。
脑电记录很充分,但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完整。在主要结局人群中,抑制数据在指导组604人中有595人、常规组609人中有594人可用;BIS 低于40的数据分别有594人和575人可用。指导组有5例因技术问题无法显示,常规组则有10例由麻醉人员判断必须查看脑电。
这些偏离并没有抹去组间对比。干预成功减少了促成这项试验的麻醉暴露和抑制指标。正因为如此,临床结果才更难——而不是更容易——被轻易打发。
主要结局没有跟着移动
预先规定的主要结局,是术后第1至第5天新发谵妄。受过培训、不了解分组的研究人员每天使用 CAM 或 CAM-ICU 评估病人。由于谵妄会波动,可能在一次下午访谈中被漏掉,研究又以独立的结构化病历审查补充床旁评估,并对不确定的情况进行裁定。
指导组604人中有157人发生谵妄,即26.0%;常规组609人中有140人,即23.0%。
绝对差值为 +3.0 个百分点,95% 置信区间为 −2.0 至 +8.0 个百分点,P=.22。
因此,试验没有显示预期的下降。它没有证明两种策略等效,也没有证明指导增加了谵妄。一项不显著的优效性检验,这两件事都做不到。
按其假设,研究设计具有超过90%的把握度来检出8个百分点的绝对下降。这让它能够认真检验原先期待的大幅获益,却不能排除未来每一个人群中每一种更小的获益或伤害。
事后分析也没有挽救原假设。把缺失结局全部视为阳性或全部视为阴性、对预后变量进行调整、排除指导组中方案依从性最弱的病例、对少量实际交叉的病例重新归组,都没有得出显著的谵妄下降。这些分析支持了主要结果的方向,却没有变成新的主要结局。
两个醒目的旁支信号,都不是新的结论
术中出现不希望的体动,在指导组为614人中的137人,常规组为618人中的95人:22.3% 对 15.4%,差值 +6.9 个百分点,P=.002。尝试少用麻醉药,可能伴随一种权衡。
但体动不等于术中知晓,也不等于损伤。两组接受评估的病人都没有报告术中知晓。术后恶心呕吐,以及至少发生一次严重不良事件的比例,均无显著差异。
接着出现的是最容易抢走整个故事的结果: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的报告中,指导组有4人、常规组有19人在30天内死亡。
这个差异大到必须引起注意,也意外到必须保持克制。死亡是众多比较中的一项探索性安全结局,不是预先规定的主要终点。作者写道,这一结果值得进一步研究。试验并没有证明 EEG 指导、减少麻醉暴露或减少抑制挽救了生命。
同样的纪律也适用于另一个方向。更多的体动,不能把主要谵妄结果变成对 EEG 指导的普遍警告;更少的死亡,也不能把它变成一项死亡率试验。结局的层级,保护一项研究不被恰好更戏剧化的次要结果接管。
阴性结果里,也可以有一项成功的实验
ENGAGES 有重要的优势。它造成了可测量的治疗对比。谵妄发生率足够高,能够检验具有临床意义的下降。评估培训、盲法、病历审查和裁定,使谵妄结局的缺失很少见。
它也有边界。一个中心的实践方式,未必能搬到另一个中心。即使加入病历审查,每天一次的间隔评估仍可能漏掉波动的综合征。两组共同的多组分干预,可能影响了两组的部分结局。这些发现不能自动推及全凭静脉麻醉。设备推算的抑制率,可能低估肉眼可辨的脑电抑制。
最重要的是,这项试验检验的是一种策略和一种适应证——不是 EEG 本身是否存在,也不是麻醉医师查看脑电的每一个理由。
监测仪让一个提出的目标变得可见。培训与反馈改变了临床医师的行为。麻醉暴露和抑制下降了。术后谵妄却没有以统计学上可证实的方式随之下降。
这个过程不是没有学到东西。它正是试验在做的艰难工作——单凭一种相关性、一种机制或一台监测仪,都无法完成。
它追问的是:改变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是否也会改变病人所经历的?
而它允许答案是:不会。
来源与阅读范围
来源:Wildes TS, Mickle AM, Ben Abdallah A, et al. JAMA. 2019;321(5):473-483. PMID 30721296. PMCID PMC6439616. DOI 10.1001/jama.2018.22005; Wildes TS, Winter AC, Maybrier HR, et al. BMJ Open. 2016;6:e011505. PMID 27311914. PMCID PMC4916605. DOI 10.1136/bmjopen-2016-011505; JAMA Supplements 1-4; ClinicalTrials.gov NCT02241655;以及 PubMed、PMC、Europe PMC 和 Crossref 的存档记录。本文引用的所有来源均已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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